摘自〈台灣青年的厭世情感政治—導言〉／鄭亘良
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，資本主義經濟增長放緩，貧富的矛盾更為加劇，勞工面對更為彈性化與不穩定的勞動狀態，以及中產階級的薪資追趕不上物價及房租與房價的增長。在過勞與窮忙不穩定的經濟處境下，新自由主義要求個人替自由人生負責的「個人化」現代生活，帶來了如憂鬱與焦慮等精神疾病。同時，這樣的處境與精神狀態進而衍生出一種集體的保守情緒，當中融合了對於前景的不安與他者的恐懼情感，以及為了尋求穩定，將未來寄託在重回過去某種美好榮景的懷舊想像。歐洲對於外來移民或難民的普遍排斥、川普訴諸「讓美國再次偉大」並當選美國總統、英國脫歐等事件上，是這種集體精神或情感狀態的具體例子。包曼（Zygmunt Bauman）曾在《重返烏托邦》（2019[2017]）一書，分析這種集體的情感狀態，源自於當今全球化（或「液態現代性」）下「國家」角色的失靈，包括政治上未能實現「安全的承諾」，以及經濟上促進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暴力，同時強調為自己生命負責的競爭主義與發展主義，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下強化了「個人化」的趨勢與個人之間的敵對競爭，進而加劇了個人的相對剝奪感，而他者成為問題的代罪羔羊。

在台灣，經濟增長放緩與22k政策以來不斷惡化的勞動條件，2011年曾有勞工團體提出「崩世代」一詞，描繪了台灣經濟貧富差距擴大與政府財政赤字下，台灣經濟與社會福利將面臨破產的危樹（林宗弘等2011）。像是抽空喝一杯咖啡、假日逛逛文創景點等強調當下的「小確幸」感受與生活想像成為流行的表述，彷彿成為（特別是都市年輕上班族）過勞窮忙下的微小出口。「小確幸」這種「小而確定的幸福」的意涵，邱子珉（2016）指出，可視為是對於「大幸福」（如成家立業等）「匱乏」的回應。放在台灣的政治與社會脈絡來看，低薪貧窮化與「小確幸」也成為驅動太陽花運動的情感動力之一（Wang 2017: 179-180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