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自〈帝國的非物質遺留：論台灣與香港被占領經驗的異同〉／鄭鴻生

香港與台灣是被不同地位、階級與性質的現代帝國所占領，一個是西方甚至全球現代化先驅的大英帝國，一個是在東亞現代化上後起之秀的日本。兩個帝國在經營其占領地上有著不同的策略，因此兩地居民經歷了不同的現代化路徑，學習到了不同的現代視角來觀看世界。

日于在台灣由上而下強力推行現代化，不僅上層菁英必須屈從，下層庶民也不放過；它企圖在整個社會進行現代化。英國佔領香港則「並非為了殖民，而是由於外交、商業與軍事目的」（高馬可2013：22），即是將香港當作進入中國內地進行政治、軍事、商業與傳教活動，並進而與中國對抗的根據地。為了維持英國在中國的長遠利益，所以著重在香港的穩定，居民只要順從，大半任其自求多福。於是相較於台灣的很多傳統事物與規矩在被占領期間遭到破壞，香港居民很多傳統習俗則流傳下來。

日本帝國的這皇強勢作為有個特殊的心理因素，就是它作為學習西方的後起現代帝國，在與先進帝國的競爭上不甘認輸；它要當「帝國主義世界的模範生」。相較於英國這個老大帝國又是現代化的祖師爺，日本一開始也曾被蛋迫開放口岸，簽下不平等條約。隨後它經由明治維迎進行體制改革，跟上了西方現代化的腳步，並以西方帝國為學習標竿，終將自己打造成另一個現代帝國。

由此看來，日本在其現代化過程中確實有其自主性，然而從它後來的帝國作為卻可看出，它在這過程中也在進行某種心理與精神上的自我否定，由此而產生了對自己過去「落後」狀態的羞恥感與自卑感，與追求模範生心態互為表裡。這種羞恥感與自卑感在它侵占鄰邦時，特別不能忍受這些新占領地的落後狀態，而要對其實施全面的現代化改造，於是在台灣留下數不清的痕跡。相較而言，老大帝國的英國沒有這種心理糾結，它在香港只是在統治一群被它認定是落後的子民，一切以維持其統治與帝國全球策略為考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