超越愛國敘事可能嗎？如何安置不和諧的困難記憶？

台北監獄（案例之一）是當初日本人考察歐美監獄所興建，

戰後，我們如何看待這些殖民遺緒呢？

透過台、韓、中跨境比較視野，

探討建物如何選擇性地被轉變成襲產，

記憶又是如何被重新放在國族主義的框架中看待，

結果反而再次監禁了東亞城市的記憶。

　　近年國際間興起一股暗黑旅遊的熱潮。在這一波浪潮裡，集中營、監獄、不義遺址成為觀光主題。面對這些不願面對的暗黑過去，東亞又有獨特的歷史脈絡。

　　本書聚焦於台灣、韓國、中國自日本殖民時代留存下來的刑務所。這些刑務所建造於日本帝國邁向現代化的二十世紀初，原本象徵著日本有能力追上歐美大國，以更人道的方式對待罪犯，躋身列強之林。

　　但二戰之後，有些案例裡的刑務所卻轉而被記憶成日本帝國殘酷、不人道的證據；有些案例的刑務所則脫離原本殖民脈絡，成為美學的靈感來源。兩位作者將監獄視為一扇窗，而我們可以透過這扇窗來理解現代東亞國家的建構和轉型。

　　研究發現，在選擇性記憶（或遺忘）的背後，多重邏輯彼此相互影響。如何保存這些監獄襲產取決於由哪個政治立場來進行敘事，結果往往爆發衝突和矛盾，無法增添國族共同體的光輝，這樣一種不和諧，展現了「困難」之所在。以韓國西大門刑務所為例，戰後西大門刑務所體現的韓國白色恐怖歷史經常被排除在視線之外，因為將刑務所視為單純的日本殖民產物，才能有效凝聚反日共識，打造國家認同的目的，使得「反日」成為西大門刑務所的敘事主軸。

　　在東亞崎嶇轉折的歷史裡，襲產也具備跨境的特質，能開啟各國外交合作的契機。以中國旅順日俄監獄為例，兩國針對「尋找安重根遺骨」展開時斷時續的交流。對韓國獨立運動來說，安重根是刺殺伊藤博文的民族英雄，對中國來說，這段歷史同時見證著中國遭受西方和日本的壓迫。不過，兩國合作並不順利，過程仍然深受現實政治的影響。

　　除了監獄本身的歷史，監獄周邊的居民，在都市化過程中面臨拆遷的命運，這種將記憶抹除的暴力，也再次重述了刑罰國家的運作邏輯。作者以台北監獄為例，提出我們如何可能重拾「責任地理」，讓更多衝突被看見，而非抹除？

　　作者期待透過跨境比較的視野，開啟更多批判性的反思：監獄如何選擇性地被轉變成襲產，而監禁的記憶又是如何被重新放在國族主義的框架中看待，結果反而再次監禁了這些東亞城市的記憶，而不是讓公民社會在民主過程中獲得解放。

平裝 / 352頁 / 14.8 x 21 x 1.8 cm / 普通級 / 單色印刷 / 初版